作者：西佐  转载于新世界出版社

没有当过编辑的人，无从想象其中乐趣。张世林老师毕业于北大，做了三十多年的编辑，无论编辑功力还是学养，都是我们这些入行不久的小辈要恭恭敬敬称一声先生的。有一次，张世林老师出版的《中华史表》研讨会，竟然来了十几位国宝级的历史学家，有的拄着拐、体力不济也要为他的书说几句，着实让人羡慕又钦佩。最喜欢听张老师讲曾经的编辑故事，里面常见大师风度与贴近平常的幽默，也慢慢品出了一个挚爱出版的人从编辑工作里得到的莫大乐趣。这年头，做出版固然大多清贫，但要真热爱这个行当，就会知道，管他时代如何变化，做个编辑，其实很好。

 

 

（张世林老师主编的“想念大师”丛书其中一本）

 

文：张世林

干了三十多年的编辑工作，对题目中的问题是有一些体会的，可以谈出一点点来。但我想起了小的时候，大人或老师总会问：长大了干什么？可以说小脑子里会想出各种答案，就是没有想到编辑这种工作，因为认识的人中没有干这差事的，老师也不会提到。而我后来恰恰选中的就是这个职业，且已干到行将退休了，还乐此不疲。

那么，编辑的乐趣是什么呢？我想先讲几个小故事：

 

（钱钟书先生）

 

其一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，中华书局出版了《中华大藏经》前五十册，钱锺书先生从我送他的《书品》杂志上看到了这一消息，嘱我将前五册送他看看。我将书送去后，先生很高兴，留我坐下聊天，谈到他奉命给钱穆先生写信请他回来参加苏州建城2500年庆祝活动遭拒一事。谈完便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。我本来就怕浪费他老人家宝贵的时间，赶紧起身走了。谁知，不到两个礼拜，先生又通知我再将六至十册送去一阅。送去后，他指着前五册说，这些我已看完了，你拿回去吧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！该书系影印出版，每本大16开，比砖头还厚，且只是断句而已。怎么能这么快就看完了呢？我冒冒失失地把这一想法问了出来。先生答曰：我这是在看第四遍了。听完他这话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来的了。但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差距。

 

（启功先生）

 

其二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，我奉命去启功先生家拿题签。先生当场写好后，说先晾一晾，我给你讲一讲我“投笔从戎”的故事。我一听，忙说：“您不是一直在学校教书吗？没听说您参过军啊。”“那是在1971年的冬天，我那时正在北师大接受监督劳动。有一天，我正在扫地，忽然学校的军代表派人把我找了去。一进门就问我：‘你就是启功？’我忙认认真真地回答：‘我是启功。’军代表用很怪的眼神把我又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，然后才郑重地宣布道：‘接上级电话通知，你从即日起就算正式入伍了。’我听完后，真是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。我当时真怀疑我的耳朵出了问题，一个被监督改造的老右，一下子就参了军，成了人上人？这变化也太大了吧。何况我已是一个快六十岁的老头了，也拿不动枪啊！一定是搞错了。想到这儿，我便壮着胆儿问了一句：‘是不是搞错人了？’军代表听后，不耐烦地说：‘这学校里不就你一个叫启功的吗？’我说：‘是啊！’‘那还会搞错吗？你赶快收拾一下，下午就去报到！’我一听，也有点儿着急了，心想这是要被充军了，起码也得问明白发配到哪去啊。‘那到哪儿去报到啊？’军代表说：‘电话里只说调你去24师工作，你就去师部报到吧。’‘那师部在哪儿啊？总得有个地址吧？’‘好像说是在王府井大街36号。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兵，还真不知道那里有支24师。’我一听这地址，乐了，那儿不是中华书局吗。原来是调我去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，其实是点校《清史稿》的工作。可军代表竟听成是24师了，差点让我这快六十岁的老头临了去当兵。就这样，我当天下午赶紧就到中华书局报到了。”启先生讲话时的样子可滑稽了，逗得我几次笑出声来。说完，他拿起书签递给我：“全干了，你可以拿回去交差了。”

 

（季羡林先生）

 

其三是2006年10月，季羡林先生在301医院写完了《病榻杂记》，准备出版。此时，我因工作需要，已调至香港一家出版社工作。而内地关心、惦记出版先生书稿的人真是太多了，这其中不仅有大社、名社，而且还都开出了特别优惠的条件，据报纸披露，竟有近五十家出版社在竞争这部书稿。面对这样一种状况，加之我又远在香港，特别是考虑到我也不可能给先生提供什么优惠的条件。我的心里真的没了底。当然，即便如此，我也不愿放弃。我从香港给先生的助手李老师打电话了解情况，结果却让我异常感动。她告诉我，先生对所有前来求稿的人说：“谢谢你们的好意！我已经答应张世林了。君子一诺！”没想到，先生把先前的允诺一直记在心上。就这样，我不仅拿到了这部大作，先生还把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权同时授给我。我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，就把简、繁两种文本出版了。先生看到样书后，对我说：“书出得又快又好，交给你我就放心了。”

 

（邓广铭先生）

 

其四是1997年10月的一天，我去北大拜访邓广铭先生。他老人家见我来了挺高兴，可一边招呼我坐下，一边却先声明：我最近手头很忙，没有时间给你写稿子。我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我责编的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杂志创刊五周年组稿。见状，我不敢直接谈了，只好说想请教您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看待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”的关系？他听后说：“这可是个大问题。传统文化是根本，是基础，离开了它，就什么也谈不上了。打个比方，传统文化好比是头发，现代化就是你想要的发型。如果脑袋上没有头发，你还能剪出什么时髦的发型呢？只能是个光头吗。”我听了茅塞顿开，觉得讲得太好了。便说：“您讲得太形象、透彻了，只是我一个人知道了没用，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才好啊！”他说：那还不简单，我给你写一篇文章不就行了吗？”没想到我的目的就这样达到了。

 

（何兹全先生）

 

其五是有一天我去看望何兹全先生，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，他见到我很高兴。我说这一段时间没敢来，是怕惹您烦，又来催稿子了。他说：“昨天我和史念海见面还说起了你。我们俩有时特怕见到你或接你的电话。可真要有一阵子没有见到你或接到你的电话，我们又觉得缺了点什么似的。你还是多催着我们点好。文章都是催出来的。”这就是编辑和作者的关系。

 

限于篇幅，就讲这几个故事吧。细心的读者当会品出我的快乐。恐怕没有做过编辑工作的人，是不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大学者的，也就不会享受到这样的乐趣。当然了，做编辑真正的乐趣还不止这些，留待下次有机会再说吧。

写于2015年7月8日夜